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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安石:一生坚守理想,看懂理想与现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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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安石:一生坚守理想,看懂理想与现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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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物皆书,万事可读。

先说一件吃的事。仁宗有一次办赏花钓鱼宴,按规矩,御案上摆着一碟鱼饵,供钓鱼用。王安石坐那儿,拿起来就吃,一粒一粒,把整碟吃完了。同席的人都看见了,没人敢作声。仁宗看见了,第二天跟辅臣说起这事,说这个人吃了一碟鱼饵,是没瞧出来呢,还是故意的,故意的就太假了。这件事记在邵伯温的《邵氏闻见录》里。笔记这么记的,信不信由人,那时候反对他的人多,往他头上安怪事的可能性也有。可吃鱼饵这一口,跟他后来办的事放在一起看,倒真像同一个人干得出来的。他认准的东西,别人看着是饵,他咽下去就是饭。

当时的人给他起了个绰号,拗相公。拗到什么地步,他自己在一场变法里撂下过十二个字,后来《宋史》本传照实记着。天变不足畏,祖宗不足法,这两句讲的是天和祖宗。末了四个字最狠,人言不足恤。天象灾异不用怕,祖宗成法不必守,外面的议论不必听。这三句话在宋朝说出来,等于把读书人不敢碰的东西全碰了一遍。满朝的大学问家围上来跟他掰。掰得最狠的是司马光。他写过一封几千字的长信来,一条一条数王安石的错,从理财数到用人,末了还劝他回头。王安石回了一封短的,就是后来进了课本的《答司马谏议书》,信里回得干净,举先王之政,以兴利除弊,不为生事。两个人掰了一辈子,谁也没说服谁。

拗的人分两种,一种拗给外人看,一种拗给自己看。王安石是后一种,证据在他当鄞县县官的时候就有了。那会儿他还不到三十岁,在宁波地面上试过一回放贷,青黄不接的时候把官仓的谷子贷给农户,秋天还,收息两分。手续办得细,贷多少,几时还,息几分,张榜公布,不许经手的吏员私加一文。佃户不用在春天贱卖口粮,官仓的陈谷也换了新谷,两头都划算。他试了几年,账是平的,人心是服的。所谓青苗法,原型就长在这儿。他的理想在书斋里养不成,是他蹲在县里一笔一笔盘账盘出来的,这一点,骂他的人也驳不倒。

不畏浮云遮望眼,自缘身在最高层。这两句诗写于他三十岁上下,登飞来峰所作,锐气隔着纸都能扎人。后来的历史证明,这股锐气他一辈子没丢过,麻烦也出在这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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熙宁二年,神宗用他,青苗法推向全国。同一条法,离开鄞县就变了形。朝廷把放贷的数目摊给各路,各路摊给州县,州县的官要考绩,考绩看贷出去多少、收回来多少。于是不缺钱的富户也被按着头贷,城里的铺户明明用不上,也分到一份贷款,利息层层加码,官吏逼着保人垫还。在鄞县是救急的谷子,到了别处成了压人的债。法还是那个法,字一个没改,执行的官换了心思,理想就换了一副面目。他不是不知道。他在奏疏里申饬过抑配的州县,也撤过人的职。可他管不过来一千个县,吏治这个底子,不是一纸法令换得掉的。

熙宁七年,一个看城门的官干了一件事。郑侠,监安上门,把城门口亲眼看见的流民画成一幅图,扶老携幼,鬻儿卖女,身上打着补丁,图上进呈皇帝,附了一句狠话,这都是新法闹的。据说图是从小吏的门递进去的,神宗是夜里点着烛看的,把图拿在手里,翻来覆去看了很久,长吁了几回,一夜没睡踏实。

第二天,一批新法暂且停了。郑侠随后获罪,贬去了南方。一幅画停一场变法,历史上就这么一回。这件事最疼的地方在于,画图的人跟他无冤无仇,只是个信不过新法的局外人,而图画的内容,他自己去年巡访时也见过类似的。他在朝上讲过多少遍民间疾苦,都不如这一幅画管用。

在这场变法里耗着的人,家里也在出事。熙宁九年,他的儿子王雱病故,才三十三岁。这孩子也是读书的种子,年纪轻轻注过老子的书,帮着父亲参预过新政的文牍。白发人送黑发人,他的拗劲儿用不上了。这一年他罢了相,退居江宁。后来又被召回再相一回,年把光景,再罢。再往后,他就在钟山脚下住定了,再没回过朝堂。

江宁城东门到钟山,路正好分成两段,各七里,他的宅子就盖在半道上,人称半山园。宰相的宅子,简朴得不像个宰相的宅子,正房拢共没几间,院子里还种着菜。他出门骑驴,驴脖子上挂个铃,走一路响一路,有人蹲在路口等他,就为了看一眼这位传说中的拗相公到底长什么样,看见了,回去跟人说,跟个乡下老先生差不多。元丰七年夏天,苏轼从黄州那边过来,坐船到金陵,他听说消息,穿着家常衣服,骑着驴,到船边上去迎。两个人从前隔着变法掰了半辈子,这回坐在一处说了几天的话,谈佛理,谈诗,变法的事一个字没提。那几年他写诗,写得最静,细数落花因坐久,缓寻芳草得归迟。

数落花的人,从前是数天下的账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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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丰八年神宗殁,哲宗年幼,太皇太后用司马光,新法一样一样地废。他退在江宁听着,每废一样,沉默一阵,家里人不忍心报,报了也只问一句,废到哪一样了。免役法也废的消息传来,他愣了半天,说了一句,亦罢至此乎。又补了一句,此法终不可罢。安石与先帝议之二年乃行,无不曲尽。这条法,他跟神宗来回议了两年才推行,差役怎么摊、免役钱怎么收、灾年怎么缓,里头的曲折他最清楚,如今一纸令下就没了。从这阵子起,他的饭量眼见着少了。元祐元年四月,王安石病逝在钟山,六十六岁。

他身后的事,最有分量的一个字出自司马光。那时候司马光自己已经病得厉害,躺着给吕公著写的信,还专门说到王安石,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,朝廷该厚加礼遇,别让那些翻覆的小人趁机诋毁。这封信写得很平,没有一个字提旧怨。朝廷追赠太傅。

九个月后,司马光也走了。两个人斗了一辈子,收场收在彼此的体面上。

王安石这样的理想主义者,下场一般是两种,要么把理想改小了,换一世安稳,要么被理想压垮,怨天怨地。

他哪一种都没沾。变法废了,他没说过半句改口的话,死了,政敌替他说话,说的人自己也在病中。朝廷给他的谥号,一个文字。他生前跟满朝的人争了半辈子道理,身后得了这一个字。钟山上那座坟,后来去的人不多,半山园舍了出去,改作了庙。庙里的念经声,一年一年,还在钟山脚下响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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